2021年4月28日清晨

春帶著冬的深沉來到北大校園

在李大釗銅像前

幾位學生低頭靜默

94年前的今天

1927年4月28日

大釗先生英勇就義

哀悼結束，學生們在心里輕輕說

“大釗先生，我們的問題，好想請您回答……”

文丨張藩

1918年10月，北京大學東操場興建的“紅樓”竣工。

一樓東頭，圖書館主任辦公室門外，一位學生手里拿著入學保證書。他很緊張，躊躇著該不該找這位沒見過面的先生簽字。時間不多了，他輕輕地敲了敲門。

北大紅樓圖書館李大釗主任室

推開門，他看見一位穿著褪色布袍的中年人在書架前翻著書，賓客滿座，工作很忙。

“守常先生……我……請您簽字。”他沒見過守常先生，只知道人當如其文。

守常先生了解后并未多加詢問，隨手在保證書上簽了字，囑咐道：“抓緊去教務處，免得逾期”。

學生道了謝，轉身要離開，只聽守常先生說：“你們南方同學來京上學很不容易，如果還有像你這樣急需具保的同學，你可介紹他們徑來找我。”

守常先生關切學生，學生也樂意同他接觸。當時北大圖書館有各種文字的外文書籍，不懂外文的館員無法編目上架。諳習外文的同學們便“義務勞動”，幫助整理。

在狹小的書庫和外文閱覽室里，編目的新書散放在地板上，眾人席地而坐，翻譯、編目，時而交流，向先生求教。

紙頁特有的氣味，在空氣中緩緩流動。

守常先生對學生們的工作很滿意，他對人說：“這些同學做得很不錯，我們在外面是找不到的。”

1918年任北京大學圖書館主任時的李大釗

守常，是這位先生的字，他姓李，名大釗。臉龐微胖，戴金絲邊眼鏡，兩撇八字胡既濃又密。學生們尊稱他為“守常先生”，其實他年紀不大，1918年初接替章士釗擔任北京大學圖書館主任時，也不過29歲，風華正當年。

守常先生善于撰文，在北洋法政學堂讀書時即已有名于時。于樹德回憶說：“大釗同志在法政學堂讀書時，就善于寫文章，其文章渾厚磅礴為全校冠。”

章士釗后來回憶道：“守常一入北大，比于臨淮治軍，旌旗變色。”

01

先生

我們究竟是為哪個慶祝？

歷史在青年的熾熱目光中被回望，

先生，您好嗎？

那時，我們究竟是為哪個慶祝？

1918年11月，持續(xù)4年之久的一戰(zhàn)結束。

面對眾人的歡呼，李大釗高聲問道：

這次戰(zhàn)爭獲勝的“究竟是哪一個”？我們大家“究竟是為哪個慶祝”？

人群的聲音漸漸低了下去，似乎沒有人能回答這個問題。他們望向李大釗，期待著一個答案——

“這回戰(zhàn)勝的，不是聯合國的武力，是世界人類的新精神；不是哪一國的軍閥或資本家的政府，是全世界的庶民！”

《覺醒年代》中，李大釗發(fā)表《庶民的勝利》演講

這篇名為《庶民的勝利》的演講稿被《新青年》發(fā)表，李大釗又寫下《布爾什維主義的勝利》，憧憬著波瀾壯闊的世界革命。

兩篇文章一同奠定了李大釗“中國最早的馬克思主義傳播者”的地位。

李大釗發(fā)表在《新青年》第五卷第五號的《庶民的勝利》《Bolshevism的勝利》

然而，1919年初，李大釗是有些孤獨的。

除了少數學生追隨外，在中國的知識界中，少有人對李大釗那充滿激情的預見有所反應。

他在紅樓的走廊里踱步，思索一潭死水般的中國。

力量在暗中涌動。沖破，還要等到五四以后。

作為五四運動的發(fā)起者和學生運動主力軍，北京大學將于歷史潮頭掀起千層巨浪。

“守常先生，群情激奮！”5月4日晚，幾位同學跑進圖書館主任辦公室。

“好，好！”李大釗迅速起身，高興地在屋子里走動，“你們，你們要把這場運動擴大到其他城市！”

在這場運動中，學生和工人證明了他們的影響力，李大釗再次感受到了“獨立的生機”。

這一年的夏季，胡適發(fā)表了《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》：“空談好聽的主義，是極容易的事，是阿貓、阿狗、鸚鵡、留聲機都做得來的。”

李大釗作《再論問題與主義》與其商榷：“本著主義作實際的運動，那些假冒牌號的阿貓、阿狗、鸚鵡、留聲機便可以被識破了。”

二人的友誼破裂了嗎？

歷史不是非黑即白。

1920年，李大釗與胡適（右二）蔡元培（右三）蔣夢麟（右四）于北京西山臥佛寺的合影

事實上，二人的分歧并不大，甚至共識大于分歧。這場爭論所揭示的關鍵，是如何正確地認識中國社會的特殊性，如何使主義、理論與實際更為緊密地結合。

李大釗仍與《新青年》的同仁們密切交往著，只是走得更快、更遠——他義無反顧地投身于馬克思主義的政治實踐。

1921年李大釗為新青年同人的團結而致胡適函

1922年底，李大釗致周作人函

五四的風波漸漸平靜，李大釗回到了往日的工作中。

9月21日，他來到天津講演，講演以后，又特別提出同覺悟社（天津學界的青年團體）的社員們見見面。

社址在一間十一二平米的小屋子，同學們請李大釗坐到門口的椅子上，十幾個人都站著聽他講話。

后來有人回憶道：“李大釗有和藹可親，虛懷若谷的長者風度，在他身上沒有半點驕矜之氣，講話時總是用勉勵的詞句。他和我們擁在一間小房子里，像家人一樣敘談著。”

覺悟社一位16歲的社員鄧穎超向李大釗介紹著覺悟社成立的經過。李大釗用贊許的口吻說：“覺悟社是男女平等、社交公開的先行。”

下午四點，另外兩位社員周恩來、諶志篤陪同李大釗到車站，乘火車回北京去了。

那時，在北大圖書館做書記員的毛澤東、在火車站揮手與長輩作別的周恩來，乃至在風雨中奔忙的李大釗，也許都尚未意識到，中國的歷史，將因他們而徹底改寫。

1920年7月，北京大學評議會通過馬敘倫的提議，議決將“圖書館主任改為教授”。據《國立北京大學職員錄》記載，李大釗被聘為教授后，任政治學系兼史學系教授，又被選舉為校評議會評議員。

李大釗在北京大學相繼開設了《社會主義與社會運動》《唯物史觀》《社會主義史》等課程。

李大釗《唯物史觀》課程講義圖片

他站在講臺上，兩只手支在講桌上穩(wěn)穩(wěn)地立著，身子不大移動。滔滔千言，如瓶泄水。學生們永遠犯愁他的筆記難記，因為他說話只直說下去，不著一句廢話。

過去的歷史課，都不外是按舊史觀，照本宣科，不出春秋義法和二十四史范圍。而李大釗講授這門課，在當年是件新鮮事物，無現成教本可循，要自己編寫講義。他在課前親自散發(fā)講義，每次都有十張八張，開全校風氣之先。

《覺醒年代》中李大釗參加北大紅樓讀書會

李大釗講課有系統(tǒng)，而且聯系中外歷史加以印證，具有高度說服力。同學們聽課十分踴躍，座無虛席，遲到的就站著聽講。

就像是盜火者普羅米修斯，李大釗在軍閥的統(tǒng)治下，以開拓者的無畏姿態(tài)傳播著馬克思主義真理，他是北大學生們的導師，更是中國革命的導師。

02

先生

那首詩是什么？

歷史在沉穩(wěn)的敘談聲中被回望

先生，您好嗎？

那首詩意味著什么？

1920年初，也是陰歷1919年底，北京的生意人正前往各地收賬。

1920年代北平內城俯瞰

一個留著八字胡的“賬房先生”，夾著幾本賬簿，匆匆趕路。車里還坐著一個人，身著一件滿滿油漬的背心。

沿途住店，只有“賬房先生”開口，車里的那個人從不講話，他似乎怕人聽出南方口音。

就這樣，他們到了天津。坐車人買了張船票，獨自前往上海。

在甲板上，他打開“賬房先生”送給他的詩，海風把信紙吹得作響——

“你今天出獄了，我們很歡喜！

他們的強權和威力，終究戰(zhàn)不勝真理。

……

我們現在有了很多的化身，同時奮起；

好像花草的種子，

被風吹散在遍地。”

在船上的人，叫陳獨秀。他因散發(fā)《北京市民宣言》，在警察廳關押了三個月，出獄后，為避免再次被捕，不得不離開北京。挺身而出，護送他離開的，正是喬裝打扮成“賬房先生”的李大釗。

《覺醒年代》中“南陳北李，相約建黨”片段

在這之后，陳獨秀在上海宣布信仰馬克思主義，李大釗則成為北京革命知識分子的公認領袖。

一天，李大釗忙完手頭工作，匆匆去往位于沙灘后街的北大學生宿舍——西齋。那里有兩間寬敞的屋子，是蔡元培校長批準學校撥給馬克思學說研究會使用的房屋。“亢慕義”是德文“共產主義的”譯音，研究會利用其中一間建立了“亢慕義齋”圖書室，用于馬克思主義圖書的收存借閱。

“亢慕義齋”遺址

馬克思像掛在新粉刷的墻壁上，學生們圍坐在桌前討論事情。李大釗走進來，在角落坐下，安靜地聽著。每一次開會，李大釗很少直接答復學生們的提問，他更鼓勵獨立思考。

中國共產黨創(chuàng)建時期的李大釗

而在一年多前的會上，他打算多說一些，因為一件即將要做的事情讓他激動——

會后，張申府、張國燾跟隨李大釗回到紅樓辦公室，秘密成立了北京共產黨組織。

北京大學成為北方地區(qū)中國共產黨組織的最初基地，紅色的火苗，開始在北大中心跳動。

之后的故事，人人都聽說過。一百年前的那個夏天，中國共產黨誕生了。“南陳北李，相約建黨”的佳話，代代流傳。

中國共產黨成立以后，李大釗每個月的收入，近一半充作黨的活動經費，剩下的也大多資助貧困青年。他自己“茹苦食淡，冬一絮衣，夏一布衫”，夫人趙紉蘭卻不得不為家中生計發(fā)愁。蔡元培知道后，讓會計每月發(fā)工資時，先將生活費扣下交給趙紉蘭，其余再由李大釗自行支配。

《覺醒年代》中李大釗與夫人趙紉蘭

上世紀20年代初，沙灘紅樓的大教室里，坐滿了北京各大學的學生和教員，座位有限，很多人擁擠在教室外面聽。

這是一場為期兩天的大辯論會，辯論的題目是“社會主義是否適宜于中國”。兩方辯論終結時，在場的人都想聽一聽李大釗的結論，一時滿場俱寂，鴉雀無聲。

沙灘紅樓

李大釗不慌不忙地走上講臺，手里拿著一張筆記大綱，開始用唯物史觀的觀點解答問題。他的說話聲音不大，又很沉靜，表現出一種自信與堅定。

李大釗的發(fā)言引起了很多聽眾的興趣，此后不久，北大馬克思學說研究會的成員竟增加到數十人。

畫作《馬克思學說研究會》（北京大學校史館藏，校友李雄范創(chuàng)作）

知識分子李大釗，無疑有著翩翩風度和十足魅力。

但20世紀初的北平，像這樣平靜的日子總是少的。

1921年3月，教育部已經連續(xù)3個半月拖欠各校經費，學校工作難以維持，教職員領不到工資，生活困難。不得已，北京大學決定罷教討薪。

一直到夏天，教育經費的問題依舊未能解決。

1919年，李大釗與友人合影，左起：雷國能、李大釗、梁漱溟、張申府

6月3日，國立八校校長、教職員和各校學生一千多人至新華門國務院請愿，卻遭到北洋政府軍警毆打、鎮(zhèn)壓。當時血肉橫飛、慘不忍睹。

代盡校長之責的蔣夢麟教授受傷不能行動，李大釗挺身與士兵理論：“你們毫無同情心！不該欺侮餓肚子的窮教員！”

話音未落，就被打暈在地。

敢當、沉穩(wěn)，李大釗是讓人信任和依賴的。

03

先生

為何不離開？

歷史在暗潮涌動的斗爭中被回望，

先生，您好嗎？

那時，為什么不離開北京？

“鐵肩擔道義，妙手著文章。” 李大釗不僅是馬克思主義理論家，更是一位偉大的革命實踐者。

李大釗書贈友人對聯手跡

從1920年起，李大釗即被北洋政府的密探監(jiān)視，其后數次被北洋政府或公開或秘密通緝，但直至犧牲，李大釗的合法身份一直是北京大學教授。面對通緝令，李大釗每每化險為夷，主要原因在于北京大學對其革命活動的掩護。

1924年5月，北洋政府發(fā)出了對李大釗等共產黨人的“海捕文書”，此時，李大釗已準備赴蘇聯參加共產國際第五次代表大會。

李大釗（化名Chin wha 秦華）出席共產國際五大時的代表登記表

旅途中，他頭戴一頂八角工人帽，身穿灰色舊西服，帶著帆布提包和白色布被子行李卷。沒有穿長袍，他早已不是書齋里只會作文的知識分子。

1924年6月在蘇聯莫斯科出席共產國際第五次代表大會時期的李大釗

半個多月，風塵仆仆，終于趕到莫斯科。

李大釗住在盧克斯大旅館的三樓，每天文書鞅掌，應接殷繁，而李大釗精力充沛，毫無倦怠。

1924年9月22日，李大釗在“不許干涉中國協(xié)會”組織的群眾大會上發(fā)表演講，這是李大釗生前唯一的影像資料

李大釗（前排右一）等出席共產國際五大的代表與中共旅莫支部成員合影

就在李大釗去往莫斯科時，北京大學評議會專門討論了北洋政府的通緝令，并致函教育部，請求取消通緝李大釗令，抗議擲地有聲：

……查李教授大釗，從事本校，頗稱穩(wěn)健，就令平時于言論或著作上有所主張，然大學為講學之地，研究各種學說，實為大學教授應盡之責任，不能因此遽令通緝。事關國家學術前途，為此函請校長，特函教育部咨行內務部，請將通緝李大釗明令，迅予取消，以維學術……并請教育部提出國務會議，嗣后對于大學教授非依據法律確實證明其為現行犯者，絕對不能任意通緝……謹上教育部。

國立北京大學

中華民國十三年八月

北京大學再一次護住了李大釗，護住了“思想自由，兼容并包”。

其他代表回國后，李大釗又在蘇聯逗留了一段時間，想在列寧的故鄉(xiāng)多走走，多看看。但北京接二連三發(fā)生的事情使他無論如何也待不下去了，他必須回到戰(zhàn)場：

1926年，震驚全國的“三一八”慘案發(fā)生——段祺瑞執(zhí)政府精心策劃了血腥的鎮(zhèn)壓。當請愿拒絕八國通牒的群眾進入執(zhí)政府門前的廣場后，一位青年爬到大門一側的石頭獅子上講演。一聲槍響，青年倒地，殘酷野蠻的血腥大屠殺開始了。

“三一八”慘案中，段祺瑞政府與群眾對峙

“許多事先埋伏的軍警，紛紛鉆進人群中，一邊咒罵，一邊射擊。無數青年在排槍、刺刀和大刀下犧牲了。”李大釗的長女李星華也參與了這次請愿。

李星華避開刺刀和槍彈，跑回家中，母親和妹妹很焦急，父親此時還沒回家。

“直到很晚了，父親才進門來，他的臉和手都負了傷。原來，那天他也趕去參加群眾的請愿示威。慘案發(fā)生后，父親沉著、鎮(zhèn)定地指揮群眾迅速離開現場，最后才從胡同東口撤出來，立即到黨機關所在地，召開了黨、團地委聯席會議，商量了下一步的工作。一切安排好之后，他才回到家里。”

1926年3月底，為躲避反動軍閥愈發(fā)殘酷的迫害，李大釗和國共兩黨的北方領導機關人員，遷入東交民巷的原俄國兵營里，堅持開展革命工作，圖為李大釗的住室

見到李大釗，家人們松了一口氣。但大家心里清楚，這位丈夫、父親，早已為革命將個人安危拋諸腦后。

這一年，段祺瑞執(zhí)政府被駐北京的國民軍推倒，隨后，奉軍和直魯聯軍又開進北京。

在奉系和直系軍閥的高壓之下，北京已無法開展群眾工作。中共中央準備調李大釗去武漢，但李大釗認為北京的工作仍很重要，堅持留下來。

到第二年，李大釗最終把危險留給了自己。

04

先生

您看到了什么？

歷史在對未來的希冀中被回望，

先生，您好嗎？

那些每一個糾心的時刻，

您看到了什么？

1927年4月6日上午，全副武裝的軍警包圍了蘇聯使館。在被捕的人中，人們看到了那位留著八字胡、戴眼鏡的先生，和他一同走出來的，還有他的妻子、兩個女兒。

獄中二十余日，李大釗態(tài)度鎮(zhèn)靜，始終以國民黨左派自居，絕不提共產黨的機密，唯留一篇《獄中自述》回顧一生：

“釗自束發(fā)受書，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業(yè)，實踐其所信，勵行其所知。”

李大釗《獄中自述》部分手跡

最后一次審訊，他唯一一次見到了妻女，但只是靜靜地看著她們，沒有講一句話。

他看到丁香花開，和蘭姐在樹下漫步，

看到子女笑著撲到他的懷里，

看到亢慕義齋里激昂的學生，

看到年邁的自己在北大的講臺上寫下“共產主義”，

他看到很遠的事情。

也看到叫他“憨頭”的祖父，遞給他一顆果子，

看到東渡時稚嫩的自己，說著不熟練的日語。

他全部都看到了，但是沒有講一句話。

頭發(fā)剃去，雙目直視，滿是皺褶的灰布棉袍之下，掛著又黑又粗的鐵鏈。

1927年4月28日，李大釗走向絞刑架。

奉系軍閥殺害李大釗使用的外國絞刑架，現為中國國家博物館0001號文物

在那個陰天，中國馬克思主義的先驅者李大釗離開了，年僅38歲。

大釗先生們倒下去了，但是他們的犧牲沒有使中國革命停止，相反，中國革命在犧牲者的血泊中繼續(xù)前進，直至獲得偉大的勝利。

“高尚的生活，常在壯烈的犧牲中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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先生 ，

春天如約來臨，

您看到了嗎？

部分史實及本文寫作之內容參考以下文獻：

楊琥：《李大釗年譜》，云南教育出版社，2021年。

朱志敏：《李大釗傳》，紅旗出版社，2009年。

[美] 莫里斯·邁斯納：《李大釗與中國馬克思主義的起源》，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，1989年。

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：《李大釗烈士碑文》，1983年。

李星華：《回憶我的父親李大釗》，上海文藝出版社，1981年。

人民出版社編《回憶李大釗》，人民出版社，1980年。

魯迅：《<守常全集>題記》，《濤聲》第31期，1933年。

于樹德：《介紹李大釗、周恩來等的一些情況》，1956年。